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，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新时期的发展指明了道路。从宏观上看，全会再次强调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，而且将财政的作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——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。从全会的公报看，充分彰显了领导集体的改革意识和攻坚决心。就财税领域而言，下阶段至少要在四个方面做好文章。

第一，公报提出，要明确事权，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，并重提“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”。应当说，这突出表现了中央对政府间财权、事权配置的改革意图和路径取向。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上，尤其是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，我国存在突出的“事权下沉、财权上收”现象，地方政府、尤其是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的支出任务，却无相应的财政收入保障。这种情况下，中央的积极性自然是充分发挥，地方的积极性却很难得到激发。欲破此局，要害就在于明确界定事权和财权的划分，具体来讲，目前要从四个方面入手：一是深入推进分税制改革，尤其是省以下政府间的财政分权；二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，尤其是充实基层政府的财力，现阶段依法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财税立法权，但财税收益可考虑适当倾斜；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，提升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；四是财政分权要树立法治思维，在法律层面进行，从而降低寻租空间。

公报中关于“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”的提法非常新，以前都是讲“财力（权）和事权相匹配”。两相比对，公报的新提法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：其一，强调“财政支出”的“事权”二者之间的匹配，强调“事”和“财”的统一，要干什么事就配套多少资金，凸显对公共财产的治理；其二，强调权责相适应、有权必有责的思想；其三，将事权前置，彰显对“明确事权”的强调。

第二，公报指出，要透明预算，改进预算管理制度。结合贯穿公报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精神，其着力构建的现代预算制度，本质上是指处理好两对基本关系的预算制度。其一，预算权在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配置，现阶段，从预算的编制、审批，到执行、决算，行政机关占据绝对主导地位，立法机关很难通过预算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加以制约和监督，下阶段应考虑加强各级人大在预算权配置中的地位；其二，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，预算活动不应仅是立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的重要领域，同时应该是社会公众由此监督政府活动的有力武器，法治昌明的国度，预算向全社会公开，任何个体、组织均可获取，并以此监督政府的财政行为。

第三，公报中强调，要改革税制、稳定税负，完善税收制度。从公报的提法看，突出强调一个“稳”字，耐人寻味。我们看来，这是在强调税制改革“由点及面”的循序渐进，“成熟一个改一个”的路径取向。就当前而言，“营改增”从交通运输和若干现代服务业扩大到邮电通信、铁路运输等行业并推广到全国，稳步扩大房产税试点，提高资源税税率等，应当是现下应着力推进的税制改革项目。此外，公报中“完善税收制度”的提法，其实还蕴含着一层意思：无法可依的税种，要制定法律规范；不合时宜的税法制度，要优化更新。

第四，公报中有关财税改革的表述，多带有“制度”字样，同时明确提出“完善立法”，两相结合，彰显出中央在财税领域的一个重要动向：提升财税领域的法治化程度。今年初以来，人大代表提出“设税权”回归人大，社会各界纷纷响应，此番三中全会的公报明确提出要完善立法，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对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呼声的积极回应。公报中还提出要建设法制中国，财税领域既关系到政府间权力划分这样的宪法性事项，又直接影响纳税人的财产权益，当然应当坚持法治思维。当然，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，步伐应该稳健一些，首先可考虑在完善税收制度时，通过人大立法形式制定新税种法，之后适时修改现行低位阶税法规范，不失时机地将之上升为法律规范。